17岁以前，我在健听的世界里活得还不错，学习不赖，德智体美劳勉强也算得上全面发展。总之，按各种标准算，我是个好孩子。后来，在医生也没弄明白我的听觉神经到底怎么就病变了的时候，我变成了“重听人”。
重听人，是存有残余听力的人。当然，很多人都觉得相比语言和听力都存在障碍的聋人，重听人要幸运得多，还能听见就是一种幸运嘛。从生理角度上说，好像确实是这样，但是，从心理上说，我们更需要被理解。因为重听人其实是一个很尴尬的身份，不会手语又听不清，夹在健全人和听障人两个不同社群中间，经常会恐惧，会迷茫。
譬如我，就对银行有深深的恐惧，宛如密闭空间恐惧症患者进电梯间一般的恐惧。有一次，我去银行柜台取钱，玻璃窗子里的工作人员带着学习过“五讲四美三热爱”般的微笑，我也回以微笑，用自认为优雅的动作通过玻璃下的小窗口递上了材料。按照事先设想，接下来的流程应该是：签字、拿钱、走人。可是，工作人员眼睛盯着屏幕，一面噼里啪啦地在键盘上运指如飞，一面侧身对着话筒说了一句什么，我没听清，只好看着她，希望她能转过身子对着我重复一遍。遗憾的是，她没有这样做，然后就是沉默。
终于，我等到她转过头看向了我。我示意她我听不清，她做恍然大悟状，赶紧又堆上一脸笑容，指了指我面前的密码输入器。我又愣住了。我居然忘了问妈妈密码，赶紧拿出手机给她打电话。
是的，当时那位工作人员没看错，此时的你也没看错。我打了电话，不是打人的打，是打电话的打，用的是一部手机，确实是一部大家一眼都能认得出来，外表极易辨认绝非外星产品的手机。尽管是山寨货，但技术仍旧过硬的它性能优越，那些所谓的进口货拥有的功能它全都有，其强大之处，估计生产厂家自己也不清楚，有些功能都没有在说明书上标明。譬如，设计精密的它，在合适的距离上，完全可以与助听器同时使用。
我与妈妈通电话的过程，也是那位工作人员脸色白里透出红，红里透出黑，黑里开始发紫的过程。最后她用一副“你在耍我吗”的表情，看着我轻快地输入密码、数钱、签字，然后起身。当我正要挥手与她作别之时，她终于忍无可忍，对着话筒用很大的声音喊道：“小姐，以后请不要在我工作时间与我开玩笑，好吗？”
时现场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上或者嘴上的活儿，在看我。我的脸在发烧，心里惊慌失措，拿在手上的钱也不知道应该放到哪里，只能任它们和我一起在空气中凌乱。那位工作人员对着话筒大声地给大家解释：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，大意就是这个女的装听不见，她真无聊，真大胆，消遣她，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，叔叔可忍，婶婶不可忍！
我这回听得清清楚楚，只好叹了一口气，赶紧点头哈腰对着姗姗来迟的保安哥解释道：“我是真听不见。”这时候，那位工作人员展现出了足以匹配其岗位福利待遇的“良好”逻辑推理能力，迅速地抓住了我行为上的“漏洞”：“打电话你就听见了？”
我又叹了一口气，尴尬地把头发挽到了耳后，无奈地伸手一指：“这个是助听器，能打电话，但是刚才确实没有听清您说什么。”迎着两位尽职尽责的工作人员，一个在窗里，一个在窗外，但同样三分怀疑七分嘲笑堪比梁朝伟的眼神，真害怕他们要我摘下助听器验明正听。我逃也似地离开了银行，仿佛这样，就可以将一切甩在身后，甩得干干净净。
之后，我对银行只有恐惧，一想起要和玻璃窗子里的人沟通交流，我就会莫名心慌。当然我非常清楚，这只是一个误会，是因为不了解、妄断。换成17岁之前的我，说不定也会如此，或者至少会成为围观党。可是，我却再也没有勇气独自去银行了。幸亏有取款机，然后又有了存款机。可是，窗子无处不在，人生，总是生活在夹缝中。
